一、私塾往事：百学须先立志

  1918年， 爸爸把7岁的国达送进本村一所私塾读书。那天他可高兴了， 在父亲的陪伴下很早就来到了学校。那时候，所学的课本最初是《四书》、 《五经》， 后来改用浅显的文言文写的“新教材”。其中两篇课文，深深地影响陈国达一生的学习和工作， 当他暮年时还记忆犹新。 其中一篇课文是： “紫藤缘树而升， 高数丈。地上有小草，紫藤傲视之。一日， 大风拔树， 紫藤亦萎于地。小草笑曰： ‘依赖他人终不如自立也。’”另一篇课文的大意是： “一老人种树， 勤劳不辍。有些人对他说， 你年纪这么大了，要享受它们的遮荫是等不来了！他回答说， 我是为了后来人乘凉才这么做的。”这两则寓言， 使陈国达懂得了一个哲理：自己要有独立生活的本领， 不要依赖他人； 同时应为他人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工作， 科学研究应是为了造福人类， 无私奉献， 甘为人梯， 培育后辈。 天有不测风云， 在他8岁那年， 母亲因痨病折磨而撒手人寰。没有办法， 父亲只有把他送进城里的姐姐家寄养。姐夫崔君足是一位旅居秘鲁的华侨工人， 家庭经济也不宽裕，但姐姐疼爱弟弟， 设法把他送入新会县城东门市第一国立学校继续念书。 懂事的国达学习十分认真。每次放学后， 总是认真完成作业， 一有空就在细沙地上练习写字， 还帮姐姐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如扫地、 洗碗， 样样都干， 深得姐姐一家的喜欢。 童年的贫困生活， 在国达幼小的心灵中， 每时每刻都感到穷人的孩子求学不易。所以他更加努力， 依靠聪明加刻苦，保持了年年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 在国立学校， 从老师的讲课中， 陈国达开始了解有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史实， 初步接受到爱国思想的教育。学校所开设的语文、 算术、自然、 唱歌等科目中， 他最喜欢的是自然科目， 其成绩都要比其他几科好。

  二、北门街高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1922年， 陈国达跳级考进新会县城北门街高等小学。在那里， 校长施国崖、教师李子韶都是知识渊博的人士。陈国达最感兴趣的还是地理课， 从中不仅培养了他热爱祖国河山和广袤大地的思想和兴趣， 而且还了解到祖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丧失国土的耻辱。于是他坚定了立志学好本领，振兴中华， 为科学救国尽一份责任的决心与信念。 正当陈国达踌躇满志， 怀着对新学堂新风尚的向往， 准备投身学校开展的公益活动中， 时值1924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潮很快在当地兴起， 学生的政治活动也多了起来。只因父亲望子成龙心切， 认为“私塾”管理学生比学堂严格， 于是在父亲的安排下， 陈国达又重新进入私塾，拜李泽云、 谢侣儒为师。 对于古板的《四书》、 《五经》， 陈国达逐渐地不感兴趣， 课余时， 就偷偷地看起课外读物来。他最喜欢看的是探险故事《鲁滨逊漂流记》、《人猿泰山》及文艺读物《北新》、《语丝》等。 他心灵手巧， 喜欢自己动手制作一些小玩具， 经常从街边手工业工人那里学会结铁丝篮子之类的手工艺， 还自行设计制造了“永动船”， 但终究未能成功。 他爱动脑筋， 从小就喜欢与石头打交道。经常与同学结伴到城外遨游，爬高山、 涉小溪， 思考石头是否真的会长大， 观看流水怎样把沙石搬走。故乡的象山、 犀山、 马山常常使他流连忘返。有一次， 在象山玩得入了迷， 父亲以为儿子失踪了，惊慌地四处寻找， 直到日落时分， 儿子才捧着一大堆石头回家。

  三、新会县第一中学：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

  1925年， 13岁的陈国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新会县第一中学学习。在随后的三年中，陈国达最喜欢的课程还是地理， 还有矿物学。后一门课的内容， 包括了地质学的基础知识， 老师是广东高等师范学堂毕业的罗仲伟。他知识渊博， 讲课生动， 引人入胜，经常给学生讲一些有趣的自然常识， 如火山、 地震、 冰川等， 颇受学生的欢迎。 从老师那里和书本中， 陈国达接触到一些地质学的入门知识。如怎样根据三叶虫、 笔石等化石推算地质年代，怎样从拾到孔雀石判断当地有铜矿存在……当他把这些道理与父亲所讲的有关故乡新会之沧海桑田的故事联系到一起时， 更觉津津有味。一种立志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油然而生，这对他后来选修地质学专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陈国达年幼时有偏科的毛病。起初对于语文课不感兴趣， 遇到一些不认识的字， 不懂其含义的句子， 往往不愿查字典。认为自己不做文学家， 没有必要花过多的工夫，但对写春联倒很有兴趣。 每逢过年， 家里要写春联时， 他总是争着去写。邻居要找人写春联， 他乐意帮忙。平时喜欢练习写毛笔字， 家里无钱买纸， 他就用毛笔蘸水在一块较大的方木板上练习。那时村里会写大字的人不多，慢慢地小国达会写春联的事便在村里传开了， 不少人请他帮忙写。直到有一天闹了个终身难忘的笑话后， 他才懂得学好语文是获取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 记得有一年寒假， 他去同伴家玩，正好这家人在写春联。同伴的父亲知道他的毛笔字写得好， 就请他写。陈国达毫不犹豫地照着现成的对联写起来， 每写完一个字就博得旁观者的一阵喝彩。陈国达心里十分得意，当他在门框的横梁上的“斗方”里写“福”字时， 陈国达突发奇想自作主张， 写了另外两个字“从吉”。他认为“吉”字是吉利的意思， 谁知刚写出来， 同伴的父亲夺过笔， 极不高兴地嚷道： “哎呀呀，你这是干什么？”陈国达不知所措， 只有呆呆地站在那里，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时， 同伴的母亲出来解了围， 摸着他的头说： “这两个字只有在除服时才能用的！”“什么是除服？”陈国达怯怯地问。同伴的妈妈告诉他， 按当地的风俗， 长辈死后， 子孙要戴孝一年。孝期满后， 撤了灵位， 除下孝服， 就叫“除服”。除服这天， 家门口要贴红纸对联， 门框的横额上贴“从吉”二字， 表示这家人从此吉利平安， 不再死人了。 陈国达听了， 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钻进地缝藏起来。从此他不再轻视语文课了， 上课认真听讲， 课后整理学习笔记， 遇到不理解的句子、 成语等就查字典、 辞典或请教老师， 直到弄懂为止。熟背经典的课文，同时一有机会就找课外读物看， 不管是小说、 散文、 诗歌， 古典的、 现代的都留心阅读。遇到有兴趣的还细细品味， 反复背诵。后来陈国达的文章写得越来越好， 论文不但经常获奖，还出了诗集。

  四、中山大学理学院：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1928年， 陈国达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新会当时没有高中， 要到省城广州就读。但广州的学校是秋季招生，其间有半年的时间呆在家里。 陈国达是个勤劳而自强的人。面对贫困的家境， 他决心自食其力， 设法找人担保， 毅然孤身一人， 乘着木船来到离县城较远的仙洞乡当起了代课教师。初次单独远行， 陈国达顿感孤寂。望着绵延起伏的群山， 静静流淌的潭江水， 陈国达坐在船头有些精神恍惚， 对陌生的未来充满了惆怅与迷茫。 仙洞乡位于银洲湖西岸，具有清秀怡人的田园风光。但放在他心头的、 思忖最多的还是自己的人生向何处发展。故对眼前如画的景色无心欣赏， 来到学校后便一头扎进教学之中。仙洞乡小学学生不多，条件十分简陋， 尤其是夏天， 蚊子多得吓人。当地使用的蚊香是用谷壳制成， 点燃后虽浓烟滚滚， 却熏不开蚊子， 倒把人熏得睁不开眼睛。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 陈国达度过了为期半年的教学生涯。他白天专心授课，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批改作业， 常常工作到深夜， 为了继续学业， 他还利用一切空余时间自学高中一年级的课程。 由于废寝忘食的工作和学习， 风华正茂的他颇显憔悴。同事们望着眼前这位身材弱小，却非常敬业的小伙子十分心痛， 劝他休息他都不肯。有一次他身患伤寒病， 此病在当时是难治之症。由于乡村缺医少药， 陈国达不思茶饭， 数日卧床不起。父亲知道后， 设法托人送药治疗，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每当他回忆起这段不凡经历时， 仍是那样刻骨铭心。陈国达这种勤奋苦学的精神， 忘我学习和工作的作风， 鼓舞了仙洞乡小学的师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成功也只垂青于那些脚踏实地、忘我学习、 勇于拼搏的人。

  1928年秋天， 陈国达听说中山大学预科班理学部招生， 收费较低， 但考试要求严格，是家庭贫寒高才生的竞争之地。陈国达凭着他在乡村教书时自学高中课程的功底， 叩开了我国南方高等学府——中山大学理学院的大门，成为一名预科生。当他收到录取通知书时， 情不自禁地哭了， 泪水中饱含着喜悦， 也饱含着艰辛。 上学那天， 父亲起得特别早， 特地为他煮了平日舍不得吃的鸡蛋， 让他路上吃；给他换上新添的土布衣服， 穿上姐姐为他缝制的新鞋子。临行前， 父亲一遍又一遍地叮嘱他一个人在外， 要注意安全， 生活上自己照顾自己。直到村口的尽头， 父亲才停止送别的脚步。望着父亲瘦弱的身影，陈国达心头充满了感激。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和父亲这一别， 却成了他们之间的永诀。 就在他读预科一年级不久， 正当他踌躇满志、 全身心投入紧张的学习之时， 父亲因操劳过度而猝死。抚养他生活的担子便落到了大姐夫身上。谁知没过多久，大姐夫也因病去世。这接踵而来的沉重打击， 使陈国达的心灵受到极度创伤， 他的经济来源近乎中断， 面临着辍学的危险。 他悲痛、 惆怅， 但他不愿放弃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他鼓起生活的勇气。除了依靠哥哥在微薄的收入中挤出部分资助， 以及姑丈和其他亲戚的零星接济外， 陈国达凭借从小养成的坚韧意志面对人生。 为解决伙食费问题， 他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到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 到私立中学兼课。没有书教的时候， 就去帮人刻蜡纸， 每月挣得几元钱。那时学生食堂伙食费是8元，而工人食堂仅6元。陈国达就到工人食堂用餐。就这样他一边读书， 一边勤工俭学， 节衣缩食， 走完了从大学预科到大学本科毕业为期6年的求学道路。 生活的艰辛， 磨练了陈国达清贫自甘、 不畏艰难的意志。正是这种意志， 为他日后从事艰苦的地质工作打下了基础。预科毕业后，他顺利升入本科， 并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向往已久的地质专业。 大学期间， 在张席褆、 朱庭祜、 乐森、 何杰以及瑞士哈安姆等教授的言传身教下， 陈国达不仅学习了本专业的科学工作方法，而且培养了刻苦耐劳、 不畏艰难、 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他学习十分刻苦， 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 不满足于学校安排的课外实习， 经常利用节假日到野外考察。

  1931年到1932年的暑假， 陈国达先后两次回故乡， 对新会的地形、 地貌等详细的地质概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儿时，父亲难以回答的问题， 凭着他自己所学知识找到了答案。他发现圭峰山、 马山、 象山那些千姿百态的岩石不外乎是花岗岩、 砾岩和砂岩。这些岩石生成于大约4亿年前的早古生代， 海洋变成陆地， 是由于地壳运动造成的。 返校后， 他将实地考察的资料进行系统整理， 对那些在少年时代就已熟识的山水赋予科学思考，试图从理论上提高认识， 于是写出了《广东新会县地质试勘》一文。这篇起步之作， 系统地阐述了新会的区域地质概况， 图文并茂、 有理有据， 因而受到老师们的表扬。学校还将他的论文推荐到北平研究院主办的年报上刊登，并且获得了1932年度“地质矿产研究奖金”， 其奖金额是100大洋， 这对在贫困中挣扎的陈国达来说， 意味着一年的生活费有了着落。这个喜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校园， 老师和同学们向他投以赞许的目光， 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可他并没有骄傲， 觉得在科学研究的旅途中， 还仅仅只是开始的第一步，需要倍加刻苦努力。 节假日， 他无暇光顾繁华的闹市， 而是身背地质包， 携带罗盘、 锤子、 放大镜“三大法宝”， 常去广州附近的乡村实地考察周边地质。在获取大量野外地质资料的基础上， 又发表了颇具见地的学术论文《“广州三角洲”问题》。以实际为依据， 大胆提出所谓的三角洲， 并非真正的三角洲，而是由珠江泛滥平原和火山岩准平原上的残丘共同组成的地貌景观。这篇论文被中国科学社主办的权威性刊物《科学》杂志选登， 并获中国科学社颁发的奖金和一枚刻有“格物致知， 利用厚生”的金质奖章。 1934年， 是陈国达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马上就要毕业了， 同学们纷纷开始写毕业论文。陈国达精心策划， 把选题定位在广东大面积出露的红色岩系上。为了获取更翔实的地质资料， 他不知疲倦地奔波在广东的仁化、 云浮各地的崇山峻岭之中。人黑了， 瘦了， 但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可喜的收获。他的毕业论文《广东之红色岩系》，最先提出“丹霞地貌”术语， 唤起了地貌学家的更多注意。因见解新颖，富有独特性， 再次荣获国立北平研究院奖金。实际上， 这篇论文是他后来赖以创立地洼学说最原始的研究。 大学期间的可喜收获， 给了陈国达继续奋进的动力。如果仅用运气来解释他所取得的成绩是不够的，其间凝结着他超人的智慧和汗水。由于他学业出众， 大学毕业后， 陈国达获得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 被直接选送到奖励他的国立北平研究院当研究生。